中国女神，斩获诺奖！
2022-07-19
屠呦呦生于宁波，父亲根据《诗经》中“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为她取名“呦呦”，还曾为这句诗对仗过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那时父亲一定没想到，女儿这辈子，居然会和他提到的“蒿草”结下一世之缘。
1951年，21岁的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几年后毕业，她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
这期间，全国掀起防治血吸虫病的运动，她对有效药物半边莲、中药银柴胡进行生药学研究，后来，这两项成果都相继收入了《中药志》。
但不久后，因为一场战争，屠呦呦的命运被彻底改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发动了二战以后参战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越南战争。但造成最多人员伤亡的，却不是炮弹和炸药，而是一种看不见的疟疾。
因为越南属热带季风气候，常年高温多雨，丛林密布，正是疟疾流行的天堂。当时世界通用的抗疟药氯喹及其衍生药，对这种疟疾已经不再奏效了。
这种疟疾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越南北方部队开拔南方战场时，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行军，有的团级部队只剩下了一两个连，其余都因为感染疟疾，或在行军路上死掉，或被送往后方治疗了……
即便美国士兵长了一圈的护心毛，也挡不住疟疾的疯狂输出。这场战争，有80万人被疟疾感染……
毫不夸张地说，谁先战胜了疟疾，谁才能在这场战争中掌握主动权。
为此，美国曾专门成立疟疾委员会，组织大量科研机构和专家开展抗疟疾新药研发，但筛选了二十余万种化合物之后，仍然没有取得理想效果。
越南综合实力不如美国，便把求助的目光投向中国。
据说，越共总书记胡志明曾亲自到北京，向毛主席请求支援抗疟疾药物和方法。毛主席深知疟疾危害，便回答说：“解决你们的问题，也是解决我们的问题。”
1967年5月23日，解放军总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召开全国协作会议，组织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协力攻关，制定3年规划进行抗疟疾研究，代号“523任务”。
这期间，涌现出很多将身家性命托付于“523任务”的科研工作者。
1968年，承担针灸治疗疟疾研究的李国桥，为了摸清针灸是否对疟疾有效，将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主动感染恶性疟疾，很快便高热、发冷，病情很严重。
他坚持了4天，让同事在他身上做针灸治疗试验，发现没有任何效果，才开始服用抗疟药物氯喹，万幸的是，11天后，他痊愈了。
要知道，疟原虫在氯喹克制的近200年时间里，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治愈的。
后来，针灸治疗疟疾退出“523任务”，接替他们的，正是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那时，正是十年浩劫期间，很多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于是，当时还是初级研究员的屠呦呦，就被任命为研究组组长。
屠呦呦带领科研团队从历代医学典籍、本草和偏方入手，几乎把南方的老中医都采访遍了，最后，从2000余方药中编选出640种药物作为抗疟方药集。
此后，又进行实验研究，组织鼠疟筛选，但结果都不理想。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实验后，屠呦呦也曾怀疑过，自己是不是走错了路。但她不愿放弃。
根据当时研究掌握的数据来看，中药材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大量实验却表明，它的实际抗疟效果并不是很理想。这是什么原因呢？
直到有一天，屠呦呦翻查典籍，从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看到了一句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目光停到了“绞取汁”三字上。
屠呦呦想：“绞汁”，而非传统的“煎服”……为什么呢？难道是跟温度有关系？
屠呦呦就和团队试着采用沸点低的乙醚为溶剂，结果，果然制出了具有明显抗疟效果的提取物！
后来研究证明，用乙醚提取这一步，是保证青蒿素有效制剂的关键。屠呦呦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研究出青蒿素的先决条件。
1971年，41岁的屠呦呦和团队科研人员又开始了上百次的青蒿素提取和组织试验。
由于实验条件简陋，连个通风都没有，屠呦呦一度患上了中毒性肝炎，而团队成员钟玉容肺部发现肿块，切除了部分气管和肺叶，另一位科学家崔淑莲甚至因此很早就去世了……
终于，在191次实验后，屠呦呦团队通过乙醚制取的青蒿提取物，实现了对鼠疟、猴疟原虫100%的抑制率。
实验结果虽然很理想，但要看它的实际治疗效果，就得进行临床试验。
问题是，疟疾是一个季节性流行病，要想进行临床试验，当时的时间已经来不及，只能等下一年才行。
如果这样做，整个项目还得再拖一年。屠呦呦不愿等，居然打起了自己的主意。
1972年7月的一天，42岁的屠呦呦和组员郎林福、岳凤仙三人，向组织请愿，决定“以身试药”。
那天，屠呦呦跟丈夫李廷钊说，最近工作忙，这段时间就不回家了。
之后，她就和组员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病号服，住进了东直门医院的病房……她们居然拿自己当“小白鼠”，去试验药性！
她们服用191号青蒿提取物，剂量从0.35克逐渐递增到5克。这种提取物进入人体，会有啥效果，有没有副作用，没人知道。
很快，临床试验证明，这种提取物具有高效、速效和低毒的特点，对各类疟疾，特别是抗性疟具有特效。根据中药用药习惯，该提取物被命名为“青蒿素”。
1972年，“523任务”办公室召开全国抗疟疾药物研究会。屠呦呦作了《毛泽东思想指导发掘抗疟疾中草药工作》的汇报。
但在集体主义至上的时代，这样一份重量级的汇报，却没有署个人名字，因而迅速成为“集体财富”。
一年后，屠呦呦又合成出“双氢青蒿素”，后经证实，这种物质比天然青蒿素的效果还要强很多。
此后几年，青蒿素研究不断完善和进步，并获得了一类新药证书，以及“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当时，已有2000名疟疾患者得到了这一全新药品的治疗，其效果比之前国际通用的氯喹类药物更好、更快，而且没有毒副作用。
“当年就是这样，只要事情做成了就很欣慰。”屠呦呦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没想到，几十年后，她将被科研成果归属的问题，卷入一场舆论风暴中。
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主办的国际青蒿素会议上，屠呦呦以首席发言人的身份，作了题为《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的报告，获得高度评价。
65岁那年，屠呦呦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即使到了退休的年龄，她仍不愿放弃一直钟爱的中医药研究，坚持带学生，主持课题。
与此同时，屠呦呦还将研究方向拓展到冬虫夏草、苦杏仁等多个中草药品种。
因为时间久远，以及工作性质使然，很多人对“屠呦呦”这个名字很陌生。直到2011年，一项外国奖项，把她从堆满瓶瓶罐罐的实验台上，推到了镁光灯下。
这一年，81岁的屠呦呦获得了美国拉斯克医学奖。自该奖项设立以来，300多位获奖者中，走出来8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因此，拉斯克奖也被誉为“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屠呦呦是第一位获得拉斯克医学奖的中国人。颁奖词中说：
“屠呦呦的这一发现，缓解了亿万人的疼痛和苦恼，在100多个国家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尤其是儿童的生命。”
当屠呦呦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及象征战胜疾病和死亡的女神像时，争议也随之而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说：“不公平，不合理。与历史不符。”
相关的人表示：当年启动“523任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强调的是集体，而不是个人。这项任务有几百位科研人员投身其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而且，国内科技评奖依然主要是奖励项目，科学家的名字多是以集体的形式出现。譬如，跟“523任务”差不多同期的原子弹事业，研制“两弹”成功的科研团队，总共1万元的奖金，是按照10元、5元、3元等级分发的。
所以，“知情者”认为这个奖不该给屠呦呦个人，而应该给集体。
对此，拉斯克奖评委却给出了评奖依据：“一，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的？二，谁提取出有100%抑制力青蒿素的？三，谁做了第一个临床试验？”
崇尚精英主义的美国，不会把奖颁给一个做事的人，而是颁给告诉你做这件事的人。
当然，世界上没有一项伟大的发明和研究是一个人完成的，他一定汲取了前辈积累的经验，或者避开了先行者曾蹚过的雷区。
但是，任何一项伟大的发明和研究，一定有一个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者指出了划时代的研究方向。
国内业界也有人表示，当年青蒿素项目确实有数百位科学家集体参与，但屠呦呦的发现起了关键性作用，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不过，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仍然说：“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获得了拉斯克奖的屠呦呦，在国内却是一个无博士学位、无海外留学背景、且无“两院”院士身份的“三无”科学家。
在国际上，她的医学成就万众瞩目，但在国内，她却寂寂无名，鲜为人知。
有一次，记者采访，提到当年屠呦呦“以身试药”的事情，她的老伴插嘴说：“人家抗美援朝还志愿牺牲呢，吃药算什么呢？”
对于得奖的事儿，屠呦呦也表现得云淡风轻。
还是2011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授予屠呦呦杰出贡献奖，并奖励她和青蒿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四年后，85岁的屠呦呦又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有意思的是，没有预告，没有通知，她和我们一样，是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这则消息的！
自从获得诺奖的消息传出后，屠呦呦在宁波老家的旧居成了“打卡地”。很多市民慕名而来，拍照留念。甚至有人特意带孩子前来感受一下，沾沾喜气，告诉他们要好好学习。
